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月14日“公司治理的逻辑”微信公众号。

农历兔年伊始，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颠覆式体验代替了以往年节的传统话题，成为亲朋聚会和微信群聊的趣事。随着一些互联网大厂竞争产品的推出日程的排定，和国内一些创投领军人士纷纷宣布加入人工智能研发计划，一个AI新时代呼之欲出。毕竟，连比尔·盖茨都说，ChatGPT的意义不啻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

尽管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如科技伦理、商业化落地等诸多挑战，甚至不排除ChatGPT成为下一个“网景导航者”（互联网普及前昙花一现的浏览器领域先驱）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它正在，甚至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除了基于深度学习，利用生成式来形成人工智能研发技术的突破，因而完成技术模式的重大创新，推出ChatGPT的OpenAI在支持这种技术模式创新背后的企业制度设计也做了很多创新。围绕OpenAI在股权投资协议设计的独特性，我在FT中文网2月6日推送的专栏文章中已经集中做了讨论。今天我想和读者分享的是，支持OpenAI的技术模式创新背后的创新体制的建立和创新文化的培育问题。

那么， OpenAI的异军突起究竟为我国创新体制的建立和创新文化的培育带来哪些有意思的启示呢？

OpenAI 的异军突起给我国创新战略带来有益启示

第一，破除产业政策的迷思。

很多学者用“ChatGPT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踟蹰状况”来评价它带来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而推出ChatGPT的Open AI源于2015年成立的一家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小型非营利性实验室，总部位于旧金山教会区的一家旧行李箱工厂。

即使在Open AI于2022年11月30日推出这款ChatGPT之前，其实很多人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么快人类社会就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事实上，这恰恰是创新带给我们的魅力所在，它不是可控的，甚至是不可预期的。

让很多人感慨的是，Open AI没有拿美国政府产业政策下的大基金投入的扶持和政府一分钱的财政补贴，仅仅依靠市场的风险投资的支持，在阿尔特曼和布洛克曼的带领下，潜心研发七年，最终使ChatGPT横空出世，脱颖而出。

我理解，美国科技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科技人的好奇本性（阿尔特曼和布洛克曼都有名校辍学的经历），依靠市场的力量（风险投资的盈利动机），因而创新是持续的。马斯克（带着特斯拉到中国投资设厂）走了，阿尔特曼又来了，如此不断。反观我国，很多人或浓或淡具有某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情愫，那就是寄希望于出台类似芯片的产业政策和举国体制，在有为政府干预下实现“弯道超车”。

创新的不可控和不可预期的本性决定了这不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先知先觉的。很多时候，产业政策支持的选择性反而扭曲了市场识别潜在项目的内生机制，增加了创新竞争的不公平性。历史地看，也许只有市场和时间才有能力真正识别一个项目是否成功。Open AI其实只是众多探索未知项目的初创公司中十分幸运的一家而已。我国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宽松自由包容的创业环境。这些对于创新导向的企业而言也许比产业政策扶植和政府补贴重要的多。

OpenAI 的创始人之一山姆·阿特曼

第二，走出公益愿景的误区。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我不止一次看到朋友们转来的一张描述OpenAI“股权架构”的黑色图片。除了像很多媒体那样介绍OpenAI利润分配的四个阶段外，这个图片特别强调，创始人兼CEO阿尔特曼是0股份，“原因是OpenAI成立之初对自己的定位是非营利组织”。这类“一群伟大的人用自己的钱去做公益造福人类”的描述无疑为OpenAI平添了许多神圣崇高的色彩，这使得对于很多初创企业而言，这家企业看上去有点高不可企。

同样在微信朋友圈，我不止一次地回复转来上述图片的朋友，“这个不准确”。很多人（包括这张图片的作者）都是从尚未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构架来理解OpenAI，但它其实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参见郑志刚，《推出ChatGPT的OpenAI股权投资协议设计的独特性》，FT中文网，2022年2月6日）。OpenAI是全称为OpenAILP的有限合伙企业。OpenAI Nonprofit 是这家有限合伙企业负责合伙人事务的普通合伙人（GP）。其员工也作为有限合伙人的一部分，因而阿尔特曼是有股份（更准确的说法是合伙份额）的。只不过从目前披露的有限信息，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持有多少。

除了阿尔特曼本人或多或少是有股份外，鉴于巨大的研发投入无法依靠有限的捐赠的事实，OpenAI被迫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尽管其负责合伙人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叫做“OpenAI Nonprofit”，翻译成中文为“OpenAI非盈利”。OpenAI的这次内部转型一定程度导致了最初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小型非营利性实验室的原始团队的分裂。但商业化道路选择至少从目前看并没有改变阿尔特曼和布洛克曼创立OpenAI的初衷。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股权投资协议中第四阶段，即在利润达到1,500亿美元后，微软和其他风险投资者的股份将要求无偿转让给OpenAI Nonprofit，用于实现“确保创建和采用安全有益的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的使命。显然，他们这里是用商业手段最终实现公益愿景。

尽管这个社会需要以造福全人类为目标的理想主义，更需要通己达人的公益活动，但这些不应该成为人类福祉增进的主要实现方式。在现实中依靠公益愿心，远不如追求利益，同时基于专业化分工，借助市场服务社会来得更加有效。企业家主观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客观上就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正如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的，“我们每天早上可以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由于他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贪婪”。乔布斯、马斯克等从商业目的出发完成的很多发明创造同样可以造福人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并不需要苛责这些企业家是否应该保持公益的初心，而只需要他们依然保持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对利益的追求就足够了。当然，企业家能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兼顾公益动机无疑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更大。

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把OpenAI的公益模式理解为“一群伟大的人用‘自己的钱’去做公益造福人类”，这里也提醒读者，我们应该对一些人“用别人的钱，甚至是大家的钱”谎称做公益造福人类保持习惯的警惕。我个人认为，OpenAI的公益愿景在中国目前阶段不具有模仿性，甚至简单模仿可能会带来灾难。原因是，只有利益也许才能成为一个商业组织创新更让人愿意相信的理由，否则我只能简单怀疑他们是骗子。

我们知道，公益的初心对于部分伟大的人会成为持续不竭的内在动力，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则需要外在激励。公益和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目前OpenAI的商业转型也恰恰表明这种冲突的存在。这是我对他们这样的模式究竟能走多远的担心背后的原因。因而在技术模式上做出重大创新的OpenAI如何在未来持续公益的愿心，一路走下去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

这里也衷心祝福OpenAI能像商业模式和企业制度创新一样，在平衡公益和利益二者的关系上也走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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